當我沈默的時候，我感到充實

社區藝術運動始於 1960 年代晚期的歐洲、北美和澳洲。 終於翻完了~~ 這篇文章出自近來閱讀有關操演〈performativity〉概念的部分譯文，作者在這份文章中透過兩個不同的研究案例試圖說明操演如何體現於日常生活。其中一個case即為愛丁堡的藝術工作者，“藝術工作者”或是“文化工作者”這是台灣語境中對從事與藝術相關工作的人之稱謂。不過作者用worker此字詞稱呼這群人，這是我覺得有意思的第一點，另外，他將愛丁堡的藝術工人於處理、面對政府的互動與反應視為操演過程，有是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因為，作者目前在文章中所描述的狀況，我想對台灣的文化團體並不陌生，只是作者將這個過程放置學院的分析中檢視。目前文章還沒看完，不過或許作者可以提供較為完整的看法，從不同的角度看待藝文團體與政府機構的關係。 早期它批判具再生產功能的大眾傳播媒體和精緻藝術〈 High Art 〉只藉由預設一連串共生的價值觀展現統治階級意識形態，並且認為擁有不同價值觀的邊緣團體被排除於公共的自我表達之外。因此，社區藝術的實踐者致力於邊緣團體，同時運用各式各樣的藝術實踐賦予邊緣團體不同的技巧以及表達自身世界觀的機會。“社區藝術”現已成為涵括廣泛實踐的字詞，從“駐村藝術家”到提供視覺藝術技巧的工作坊訓練等等。我在愛丁堡的研究，關注於後者的實作。隨著我訪問愈來愈多在此種實作計畫中的工人，發現她們共享一套觀念和實踐的情況愈加明晰，因此我開始思考並將其視為“社區藝術工人的論述”：伴隨思考而引發的一項影響為將社區藝術的發言者視為“社區藝術工人〈 community art workers 〉”而不是稱之為社工或藝術家。因此我想探究這些工人透過何種方式描述其實踐 [1] 〈 practice 〉的批判性影響；並且我想暗示她們的描述奠基於其在操演〈 performativity 〉概念上的激進性。〈 p438 〉。 我已說明受訪者展演一套關於“社區藝術”的論述，稍後我將回頭解釋此說法。但這不僅只是這些工人必須引證的論述，尤其是她們也涉入再生產主體位置與地方權威性定義的權力網絡。接受訪問的社區藝術工人相當清楚地瞭解到她們在論述場域的相對匱乏。終於，她們花盡心思...

我回來了 從韓國回到台灣的路途上，我的排泄物可說是跨越邊界，同時也不忘在空中留下印記。 在韓國的最後一天晚上，我的胃受寒。歷經第二次放血與吞了兩種科學韓藥後，終於在要回台灣的早上她起了莫名的作用。 胃痛次數少得可計算的我，總再每次胃痛細細品味胃痛的意涵。 不過我的胃還是很強壯的，因為第二天我就和東尼聾骨一同享用麻辣鍋。 今晚，入冬以來第一次的薑母鴨也被我征服。 每年這個時節，老爸總是會從南部帶回紅頭番鴨，在他的指揮下，老媽子一邊回嘴一邊把薑母鴨準備完成。 我們全家在冬天吃薑母鴨的習慣再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那時恆春鎮上靠近僑勇國小開了第一家薑母鴨。 那時的我對食物沒多大興趣，只是老爸回恆春的聚會。我的焦點多擺再店裡面放送著綜藝節目的電視上。 只有再那個時刻我才可以看看張菲耍寶。 很久沒回去恆春，上次去吃薑母鴨，當時幫忙端盤子與我相同年紀的男孩已站在特製的大鍋前翻炒著鴨肉。 小鎮生活總有這般經歷，不管我何時會去，總是會再相同的地方看見時空的轉變，透過「人」再現於我眼前，

「正義」首先出現在藍色小精靈裡，賈不妙和大笨貓總在卡通邁入尾聲時被小精靈們給驅離。 後來正義陸續出現在沙拉公主、紅髮安妮、霹靂貓裡。童年時期，我在卡通中尋找正義的身影；同時幻想自己化身為卡通中的主角。每當莎拉公主被罵時，現實生活中的老師成為危害正義的始作俑者，處罰過後我偷偷地在老師的椅子上黏上一坨失去甜味的口香糖。寧靜的午後我趴在窗邊，朝村子大喊：「你們已經被惡魔黨攻佔了，趕快投降吧！哈 ~ 哈 ~ 哈 ~~ 」。隨後即衝進房間裡，模擬霹靂貓變身而後在棉被裡和惡魔黨廝殺。在班上，我和坐在隔壁的男生常為桌上那條線展開保衛戰，就因為紅髮安妮總是據理力爭。當時，現實生活的芝麻小事我一一照著卡通的故事情節改編，轉化成我對正義的想像。 國小四年級的農曆年前，媽媽燒了一隻大肥雞帶著我到南門城下將它拿給恆春鎮上唯一的一位流浪漢。看著鍋蓋縫隙冒出的蒸氣，直到流浪漢拒絕大肥鷄的前一刻，我深深相信一頓完美的餐飯符合我對正義的理解，但流浪漢的婉拒成為我心中巨大的疑問，難道在這世界上有人不喜歡正義的降臨嗎？ 後來，跟隨著時間的移轉，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事務已經離當初我對正義的想像越來越遠。「正義」這字詞在我對事務的理解中，似乎已消失年幼時對它的喜愛和想像。正義於此刻我所生活的世界裡，該如何透過自我實踐而實現？從前的我以種種行為企圖向自己證明正義的存在，公車上讓座、照顧折翼的鳥兒、跟隨鎮公所辦事員到偏遠地帶發送米和油…所作的一切希望和正義更貼近。有時走在街上、在餐廳吃飯、看著書本，生活的點滴和正義間的關係還有任何接軌嗎？ 現在我又該如何界定正義的最低限度？ 現在的我顯然在生活的片段中，依循過去的腳步實行素僕的正義，但同時不斷打破自己對正義的理解和產生更多的疑問。或許正義的最低限度就是在一連串的實際行為中，重新發現它的最低限度。        

【「種樹」有機串聯巡演 台北場】＊完全免費、自由入座＊ 場    地：世新大學大禮堂（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時    間：95/10/20 19:30 演    出：生祥Sheng Xiang + 大竹研Ken Othake + 平安隆Takashi Hirayasu  共同主辦：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大大樹音樂圖像、生祥與樂團      【「種樹」專輯簡介】 生祥新專輯【種樹】以「農民」為主題，它描述了1990年後期出身美濃的農村青年自都市回鄉後，尋找出路、連結其他農民，共同努力找回自己所認定的農村生命力與人性價值的故事。 在專輯中生祥與永豐以更謙卑的態度，就美濃客家農村社區為田野調查範圍，積極採集社區成員的生命故事；並透過詩意的筆觸與作曲，將這些故事場景中的人情與生活價值，化為能引發更多共鳴情感的詩歌。此外，專輯中的歌詞創作，更加入了新起的美濃詩謠創作者邱靜慧與谷雨。 音樂創作方面，【種樹】帶進了「氣候音樂」的概念，企圖用聲響表現台灣南部「熱帶海島濕熱氣候」的特色。唱腔上，有別於過去作品中的激昂音色，改採質樸的人聲表現方式，作曲則企圖寫出簡單，卻真能感動人心、繼續傳唱下去的客家新民謠。 除了原有的創作班底：主唱林生祥、筆手鍾永豐，新專輯中還加入了其他國際舞台上備受肯定的民謠樂人：沖繩音樂大師平安隆(Takashi Hirayasu)、日本吉他好手大竹研(Ken Othake)。生祥為了深化彼此合作默契，更於今年夏天旅居日本與沖繩兩個月，沉浸於兩地豐富的人文風貌。三位樂人最後並相聚於生祥與永豐的家鄉「美濃」，以近二十天的時間，生活在一起，並完成這張【種樹】專輯的錄音。     【演出者簡介】 林生祥 Lin Sheng-xiang 美濃子弟林生祥於一九九四年，和他的樂團「觀子音樂坑」投入聲援家鄉反水庫運動的行列。九八年，林生祥與美濃愛鄉協進會合辦「過庄尋柳」、「遊蕩美麗島」演唱會後，開始嚴肅地思考音樂的社會文化意義，而後決定回鄉，這也是他往後音樂生命歷程的重要起點。 九九年，「交工樂隊」成軍，假美濃鍾家菸樓為錄音室，錄製了《我等就來唱山歌》（1999）和《菊花夜行軍》(2001)兩張專輯。《我...

距離上次踏上蘭嶼有五年的時間。 記憶中從蘭嶼回到都市中，騎著摩托車穿梭在悶熱的街道上透別能夠感受都市叢林中的巨木如何壓縮個人身軀。   同時，納屬於中華民國版圖的兩個不同世界更促使自己思考現代化的課題。每每進入部落，常見的討論即盤旋在被印記〝落後的〞部落，是否要依循著漢人或是所謂「現代化社會」中的腳步一同前進，選擇更舒適、便利的生活。像是如果她們想要吹冷氣、使用電冰箱等等現代化的電器設備有何不可？ 也沒錯！冬暖夏涼的生活、汽車、房子不正是現代人追求的嗎？ 但我常在想舒適的生活到底長什麼模樣？ 舒適的生活又該界定？ 或者是生活該怎麼過才是舒適是如何被建立的？ 如果將日常生活的選擇往上再問一個問題，即誰可以順暢地選擇舒適的生活，誰又在這樣的選擇下被排除？ 進入部落時這種種糾結在心中。現代化和不再傳統的部落交會時，究竟是依循著現代化的腳步大步向前亦或這向前的腳步是一種烏扥邦式的想像。想像著美麗新世界的降臨，因此出現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的話語。吸納與排除，又是一個非黑即白的選擇題。          

  環亞飯店員工罷工已於 6/19 晚 11 點結束   這是台灣自 1970 年代以來 " 第一次合法罷工 " 也就是說罷工期間雇主若解雇罷工員工是違法的，但是不能避免老闆秋後算帳。 但是警察還是在現場蒐證，甚至企圖穿越封鎖線運送工具車。   從 6/16 凌晨四點開始，環亞飯店工會決定罷工   罷工原因是環亞飯店的所有者鄭綿綿   要將環亞飯店賣給仙妮德蕾負責人陳得福   但，單指環亞飯店的地上物，不包括員工。           「我是做廣式點心的…我是做上海菜的…。」，參與這次罷工大多是廚師和客房清理人員，這些叔叔、阿姨很多都是從環亞開店就待在環亞。剛到環亞飯店，和往常相同，我拿起照相機紀錄一切。飯店門口拉起布條，只開啟一扇門讓顧客可以進出。這次罷工經過會員投票，只有 3-4 張的廢票，其餘 180 人左右皆贊成這次罷工行動，但是環亞飯店的員工不含外包人員一共有 400 多名，所以在接下來的幾天裡，門口的封鎖線及其他員工進出的路線架起一道道障礙物，總共 11 道防線，封鎖線設置的原因是為了阻礙生產流程，例如，管衣部的員工共有四名，一共有 3 人參加工會罷工，參加罷工的管衣部阿姨說千萬不可以讓另外那位員工進到飯店裡面工作，因為她一進去飯店的衣物就有人可以處理。       這些防線是由桌椅拼裝架設而成，北市產總的柯大哥（柯南爸）對我們這些學生說，可以觀察非會員員工試圖穿越封鎖線時和會員員工間的互動，既有的人際關係遇到罷工時產生的變化。有時會有口角出現，不過參與罷工的會員她們也會自己調配，像是跟你熟的人想穿越封鎖線時，我來幫你擋，跟我熟的你幫我。第一天，還有許多員工試圖穿防鎖線進入飯店工作，接下來資方運用其他方式將願意工作的員工帶入飯店內，像是罷工的前一晚讓一些外包人員睡在飯店裡面，其中部分是不具工作證的大陸人。       罷工現場混合不同團體間的利益、會員對罷工行動不同的反應、工會幹部對應資方手段時如何回應，從滿足身理需求的便當到員工的心理變化等等…罷工過程不盡然充滿衝突，很多時候在封鎖線後方的防衛是漫長的。許多員工都說罷工比上工還...

〝極盡從群眾中創造和普及化藝術品，這一切同時也為了群眾〞 來自菲律賓的團體「SINAGBAYAN」（為人民的藝術）在其介紹團體的宣傳單上標明了這句話。而另外一個團體「Southern Tagalog Exposure」也以服務人民，紀錄鬥爭，作為其努力的目標。 社會運動和藝術到底可有什麼樣的接合？這樣的接合又可以產生什麼樣的形式有別普遍對社會運動既有的想像？或許從這兩個民眾組織的運作可見如何透過不同的文化形式和人民展開對話。 「SINAGBAYAN」是一個民眾組織，包括藝術家、作家、音樂家、視覺藝術家、熱衷藝術者、文化工作者和行動者。「SINAGBAYAN」透過藝術積極參與人民的鬥爭。「ST Exposure」則是一個獨立的多元媒體，以菲律賓的南塔加拉（Southern Tagalog）為基礎聚集了年輕的藝術工作者、工人。他們認為傳統上使用抗爭的視覺藝術形式有街頭戲劇、壁畫、人偶，「ST Exposure」則挪用多元媒體（電視∕電影、印刷和電台）的技術作為媒介。「ST Exposure」的作品是其包括工、農、郊區貧民和原住民的成員融合、互動的產物。成員們允許「ST Exposure」紀錄他們在抵抗和解放運動中的痛苦、鬥爭和堅持，在此過程中成員們視「ST Exposure」為他們的一份子。 反世貿期間，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廣場上不定時地會有各國團體的表演。當我看到「SINAGBAYAN」於廣場上的行動劇時，第一次體會了表演並不單是詮釋角色，而是在表演的同時所看到的是正在發生的事實。「SINAGBAYAN」成員的身體及所表演的故事皆來自群眾。透過舞蹈、音樂的形式陳述菲律賓人民所面臨的處境。將藝術的界線打破，拓展到人民身上。且藝術表演不光停留在戲劇院，同時也出現在學校、社區、集會、街道。他們的創作也集中在描繪人民的生活。這些文化工作者舉辦工作坊將藝術大眾化，希望更多人們透過不同文化形式團結。 而在維多利亞公園的帳棚外，一名「ST Exposure」的組織者熱情邀請我進入帳棚內觀看他們所拍攝的紀錄片。我好奇地問他們是如何和拍攝對象互動，但「ST Exposure」的組織者卻不斷地和我述說，片中某跨國集團為了開採金礦搶奪菲律賓農民的土地，讓農民無法耕種，喪失生存的權利…。在這樣的對話中，我深切感受到對菲律賓文化工作者來說，最重要的...

這是一項工作同時也是和來自東南亞來台謀生的“外籍新娘”的交錯。 從去年開始每個月的行程裡有一段時間，我們騎著機車穿越台北南區的街道找尋來自東南亞的小吃店。 每一次踏入，我們都像是商討密謀的小組竊竊私語計畫著點菜、下一部的對談…有意圖的動作必須做到不著邊際的自然。為的是將探詢到的蛛絲馬跡丟進學術機器裡運作、翻滾、編織出對實際生活的再現。通常這項產品會出現在大型的鑑定會上，咀嚼、細查，鑑定員仔細的將對產品的標準核對上製造出的產品，提出改進、讚賞。快速的生產很多時候產品的 “原料”不知她們的生活已送進一部龐大的機器變化成另一種模樣。 眾生對描繪眾身的語言必不熟悉，但在源頭採集原料的我們經常是得面對原料到哪去的疑問。 每一次的田野在這樣的機制下，是痛苦的、剝削的，來不及思索其中的倫理關係，卻已坐在電腦桌前快速的紀錄下前不久的獵補行動中所斬獲的勝利品。為的是定期定量將原料送進機器中，使得其順利運轉。